​陈独秀死后五年，陈松年遵从父亲的遗愿，将遗体运回安徽故里

陈独秀死后五年，陈松年遵从父亲的遗愿，将遗体运回安徽故里

陈独秀是近代最倔的人物之一，他之所以最后落得一个“近乎被历史遗忘”的境地，正是因为他的倔强。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毛主席多次委托周恩来去看望，并让陈独秀考虑一下回到党内工作，他断然拒绝，半年后，他坐上一只小船，经过两个月长途跋涉，回到老家江津，并在这里孤独终老。

其实，陈独秀的晚年大可不必如此凄惨，摆在他面前的路有很多，一来，可以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国民党中当个劳动部长，尽享荣华富贵，但他直接拒绝了。二来，可以接受北大时期的好友胡适的邀请，去美国定居，做个安安分分的利己主义者，但他还是拒绝。第三就是接受毛主席的邀请回延安工作，毕竟他当年可是党内一把手，至少威望还在。

但陈独秀都没有选。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曾说了这样一段话，他对朱蕴山说：“你告诉恩来，延安我就不去了。守常死了，延年乔年死了，除了他和润之，中央没有我认识的人了。我年纪大了，思想也落伍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此时的陈独秀，被蒋介石关了这么多年，已经虚岁60岁了，人生早已经把他摧残的不成样子，他的性格真的太倔强了。

陈独秀回到江津后，幸得好友相助，他得以在《时事新报》谋得编辑一职，每月可获取160块钱的稿费。

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这笔稿费虽能购买50斤大米，然而面对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的状况，却依旧难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开销。

此时的陈独秀，已步入人生的暮年，孤苦伶仃的他身体每况愈下，健康状况极差，甚至在写作过程中都会突然晕倒，生活的困苦与身体的病痛如影随形，不断地折磨着这位曾经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鼎鼎大名的人物。

周恩来出于对陈独秀的敬重与关怀，曾多次在生活上给予他援助与照顾，然而陈独秀却出于自身的倔强与坚持，婉言谢绝了这些好意。他在困境中坚守着自己的尊严与独立性，即便身处艰难，也不愿轻易接受他人的救济。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终年63岁。

临终之际，陈独秀的内心满是遗憾与愧疚。他望着陪伴在身边的潘兰珍，声音微弱却饱含深情地说道：“延年和乔年都走了，这些年来，我唯独对不起你啊，你跟着我受苦了，我死可以，就是放心不下你。”

陈独秀离世后，江津的知名人士邓蟾秋与邓燮康兄弟心怀大义，主动伸出援手。他们联合乡亲、同学及朋友的力量，积极筹集资金，为陈独秀购置了四川香楠木棺材，并将其暂时安葬于西门外邓燮康园地。

此地后来被修复为衣冠冢，墓碑之上，刻着陈独秀生前挚友欧阳竟吾所题“独秀先生之墓”六字，那简洁的碑文仿佛在默默地诉说着陈独秀的一生。

陈独秀死后五年，即1947年，他的三子陈松年肩负起家族的重任，遵从父亲的遗愿，不辞辛劳地雇用浙江帮船，将陈独秀与祖母的遗体运回安徽安庆故里。安庆，这片陈独秀的故乡土地，承载着家族的根脉与记忆，也成为了陈独秀家族命运的又一重要归宿地。

1953年2月初，毛主席前往安徽视察，其目的在于深入了解长江防洪情况以及当地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状况。20日清晨，天色大亮之时，毛主席乘坐军舰抵达了安庆。一到安庆，毛主席便关切地询问当地干部傅大章：“安庆是陈独秀的故乡，现在陈独秀家里有没有后人？”

傅大章答道：“有的，陈独秀的第三个儿子，名叫陈松年，现在正在窑厂工作，生活有些困难。”

毛主席听闻此言，表情凝重而又充满温情地说道：“陈独秀以及陈延年，陈乔年他们都对党做出过贡献，如今其家人有困难，地方上应当予以关怀，可以补助一些的嘛。”

傅大章当即点头，表示会尽快派人落实此事。随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当地政府积极行动起来，对陈独秀的后人给予了特殊关照。

不久，陈松年很快收到安庆地委统战部发的30元的补助，这对于他一家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1990年，陈松年在安庆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1岁，那份在毛主席关怀下开始发放的补助金，一直发到了这时。1998年，安徽省政府经过审慎考量与研究，批准将陈独秀墓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