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土窑洞造就的年轻“神医”孙立哲

2026-02-01 02:51 来源：风海网点击：

延安土窑洞造就的年轻“神医”孙立哲

提起孙立哲，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不过要说孙立哲，就不能不提史铁生。他的小说《我遥远的清平湾》还有《我与地坛》则是大名鼎鼎。在清华附中，他们是一对好同窗好学友，在清华附中，他俩同届不同班；在延安土窑洞，他们是同县同社同队，是患难至交，好哥们。

一、清华园里气味相投的至交好友

两人都是书香门第，孙立哲唯一不同于史铁生的，是他与清华的渊源颇深。

孙立哲父亲孙绍先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母亲马春浦也在清华工作。孙立哲从小就在清华校园长大。

史铁生虽然不是清华子弟，但也与清华有不解之缘。大伯史耀增1951年1月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全家为此庆贺之际，正好史铁生出生。父亲史耀琛对清华情有独钟，虽没考上清华，后来在北京林学院就职，而林学院与清华仅一路之隔。本来清华附中不对外招生，他上初中那年，新校长万邦儒提出开门办学，弘扬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开始面向全北京招生。一直是学霸的史铁生就顺理成章考进了清华附中，与孙立哲成了同学，但不同班。

少年孙立哲在普通人眼里，是个顽皮至极的“坏孩子”，但在清华园文化氛围的影响下，他对学霸有天生的好感。得知史铁生作文写得棒，孙立哲就想与他结交。一次下课时在走廊上遇到史铁生的同班同学莫京，他问："你们班的史铁生是哪个呀？"莫京手指远处的一位男生说："就是他。"孙立哲顺着他指的方向，在楼道里看到一位身材修长的男生。

孙立哲在回忆与史铁生的交往时，这样写道："第一次听到史铁生名字，是在开学不久的语文课上。教语文的董老师告诉我们，史铁生在他们班课堂上读了他的作文，写他小学一位老师，不但文笔好，而且朗读时声情并茂，全班听了反响极大。

后来孙立哲发现，史铁生不但作文好，还有表演的潜质。一首小诗《黄山松》，被他朗读得抑扬顿挫，仿佛一幅画卷徐徐展开，令人神清气爽。在清华附中，史铁生，几乎无人不知。那时候学校建立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孙立哲参加的是无线电兴趣小组，没想到在小组活动中碰到了史铁生，他大喜过望，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孙立哲家在清华大学，是个清华通。自由活动时，他领着史铁生到他摸鱼捉虾的荷塘玩，当然更不要说去附近的圆明园了，他们在残垣断壁间追溯历史，畅谈理想，朗诵诗词歌赋，交流学习心得。在知识文化的花园里流连徜徉，在历史的天空下激情打滚。可惜这样美好的时间只有短短两年。

刚读完初中二年级，1969年的夏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孙立哲和史铁生，以及他们上下两届风华正茂的学子们，风吹浪涌到了陕北延安插队落户。

二、延安土窑洞成长的“神医”

孙立哲的“神医”，是延安老百姓赠予他的“桂冠”。

他一不是医药世家出身；二没有系统学过医学知识。唯有的基本医药常识还是史铁生传授的。在下乡插队前，史铁生所在的区街道居委会针对插队知青举办了短期的赤脚医生培训班，主要教一些基本的针灸推拿技术，包括诊治基本常见的头疼发热类的小疾小病。为的是娃娃们到了农村能自己照顾自己。史铁生就带着这本街道居委会发的《赤脚医生手册》来到了延安。

清华附中他们的同学差不多全插队在陕北延川县，之所以会来到这里，一是怀着对革命圣地和领袖们当年在延安打江山的崇敬，二是青年人的激情。孙立哲初二班的同学都在关庄公社，分属不同的生产大队，他和五个女生分配在关庄公社关庄大队。

一向傲气的孙立哲没有想到，到了陕北他立马成为众人嫌弃的对象。因为女生们与他同学两年，对他太熟悉了，知道他太调皮、太闹腾，爱恶作剧。即便是她们五个加起来也奈何不了他一只手臂和半个大脑。何况孙立哲身后还有一个"拖油瓶"--初一学生李子壮。李子壮因为是所谓的"黑帮子弟",比孙立哲还要遭人嫌，都不愿跟他俩在一个队。李子壮刚上初一，还是个小孩子，一听没人要就哭了。史铁生说："她们不要正好，上我们队来呀，我们要。孙立哲马上抬头挺胸，拉着李子壮转身来到史铁生身边。多年之后他庆幸地说："幸亏女生们不要我，我正好要跟着史铁生学医。"

其实当时史铁生对医学也是知之甚少，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街道办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和那本《赤脚医生手册》。孙立哲脑子灵活、聪明好学，他长期在史铁生身边耳濡目染，又将《赤脚医生手册》背得滚瓜烂熟，对农村医疗又很上心，渐渐就开了窍，而且一发而不可收。

基本的农活难不倒孙立哲，可他却做得三心二意，史铁生看不下去，就对他说："医疗站缺人手，你不如去医疗站。"在医疗站，一般的常见病、多发病他基本能做到手到病除，就这样孙立哲在村里的医疗站开始为村民们看病。

一天，生产队长张国祥来找他们，对说他婆姨乳房不舒服。史铁生愣住了，把脉量体温，看头疼脑热可以，给妇女看乳房，不只是不谙人事的十七八岁的他们不好意思，更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史铁生想，孙立哲平时调皮爱闹腾，能放得开，就指着孙立哲说：他准行！推辞不过的孙立哲，只好跟着队长来到他家窑洞，原来是张国祥的老婆在坐月子，一个乳房发炎，肿的比另一个大一倍不止，疼得龇牙咧嘴，黑白睡不好觉。孙立哲把《赤脚医生手册》翻了半天，最后认定是乳房发炎化脓，需要开刀放脓。没有手术刀，他只好用从北京带来的刮胡刀；没有酒精消毒，就把刮胡刀放进开水锅里煮了会儿，然后持刀猛地一划，开了一个口子，脓血喷涌而出……那婆姨立马感到轻松多了，也不疼了。没几天就恢复好了。

对此，孙立哲十分得意。史铁生说："你小子真敢动刀子？胆子也太大了！治坏了怎么办？不懂装懂脸皮真厚。"孙立哲说："要脸没用，脸又不值钱。没办法，今天，咱就是外科医生！”这件事，史铁生记了一辈子。后来他在《我的轮椅》里写道："双腿瘫痪后，我才记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精神'，意思是想干大事你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孙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十七八岁，还在陕北。"

年青不怕事的孙立哲就这样被史铁生生拉硬拽，开始了他的"神医"生涯。村子里有一位妇女胃穿孔，被抬到医疗站的窑洞里，她丈夫对孙立哲说："医死了不怪你。"这种拿身家性命作赌注的信任让孙立哲无法拒绝，虽然当时他在北京大医院看过剖腹手术，但当真正的剖腹手术摆在面前，他还是吓得浑身发抖。可光害怕不行啊，他完全被逼上梁山了。

他安排一个女同学帮着测量血压，每五分钟向他报告一次。这时医疗站的条件稍微好了一点，可以做麻醉。但他只会腰麻，他明白如果麻醉部位太高，呼吸受阻碍病人就会窒息死亡。如果麻醉不到位置，就没法开刀。胃打开以后与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满头大汗寻找胃穿孔位置。穿孔缝上后，缝肚子时麻醉时间过了，病人开始大声喊痛。孙立哲让她大口喘气，大口呼吸，最后完全缝合。汗水湿透了他的身子，他撩开布帘走出窑洞，发现土院里站满了村民，却鸦雀无声，安静至极，他们在窑洞外见证了一个医学"奇迹"。

没过几天病人好了，孙立哲的"神医"之名就这样传了出去。生活在延安地区各县的人们，一旦有了难缠得病，就会说："找孙立哲去看呀！"在陕北延安插队的十年中，孙立哲和他的医疗小组共医治了二十多万个病人，做了几千例手术，无一例事故发生。孙立哲声名大振，成为毛泽东钦点的五个知青代表之一，成为上山下乡运动先进标兵、闻名全国的赤脚医生。他的事迹后来被编入小学语文课本，他还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出访了欧洲和非洲而与此同时，将他领上医学之路的史铁生，却迎来了一个个不幸．…

三、患难与共的兄弟

命运对于史铁生太不公了，下乡不久他就开始生病，而且病得越来越厉害。起初腰疼他并不在意，以为只是腰肌劳损。他曾经是清华附中的体育健将，再说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对这点病痛他完全不放在心上。

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腰疼症状越来越严重，这让他感到担忧和不安。一天早上，生产队还没有出工，孙立哲和几位知青正在窑洞门口比赛跳远。史铁生一向自信满满，这可是他的强项，就在他蹲下准备起跳的瞬间，一股剧痛从腰部深处袭来，他竟然疼得无法站立，这一刻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和孙立哲虽然对医学都有一点了解，但毕竟没有系统学习过，而且对于腰部腿部的疾病，缺乏专门的医学知识，根本无从下手。

孙立哲陪他去当地的医院检查，医生说他这是脊髓受到损伤，要避免剧烈劳动。队长听说了他的病情，安排他去放牛。

这段放牛的生活，史铁生充分了解了农民最亲密的伙伴--耕牛的习性。后来他决定提笔写作时，当年在陕北放牧过的一群性格各异的老牛、小牛，还有那些纯朴的村民便出现在他眼前，他由此写下了轰动一时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一天在山上放牛时，突然下起了大雨，无处可躲的史铁生被淋成了落汤鸡，回到窑洞就发起了高烧。他仗着自己年轻，咬牙坚持，没想到这次高烧加重了他的病情。1971年夏天，史铁生发现腰不听使唤，腿也抬不起来，很长时间只能仰卧在窑洞土炕上，窑洞长年潮湿，病情越来越厉害，生活起居完全由孙立哲照顾。一个同学回北京探亲，把史铁生的情况告诉了史铁生的母亲，知道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孙立哲这才就将史铁生送回北京，不料医生们给出了一个十分不好的诊断：先天性脊柱裂导致的脊髓炎。

在医院里度过漫长的一年半后，史铁生的双腿彻底失去了行走功能，他将永远依赖轮椅度过余生。那时他只有二十出头，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情绪完全崩溃，医生无奈地摇头离去，只留下抱头痛哭的史铁生和他的母亲。

瘫痪以后的史铁生失业在家，无处可去，人多的地方他也不想去，唯一可去的就是家附近的地坛公园。当时的地坛不能算是一个公园，只是一片野草疯长的荒地，倒塌的残砖断瓦间杂树丛生。二十年时间与这座荒废之园日日相伴，地坛成为他逃避痛苦的避难所，写作成为他最愉快的一件事。

正是写作让曾经自杀三次的史铁生得以解脱，正是地坛这座荒废之园让他渐渐理解了个体生命与宇宙、肉体与精神之间的神秘联系，他让他成就了另一篇佳作《我与地坛》。

而此时在延安的孙立哲，正在承受着命运之神对他的眷顾。时任陕西省委书记亲口对他说："孙立哲，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你身上肩负着延安人民的希望……就这样，孙立哲扎根在了延安地区延川县关庄大队医疗站，继续他的农村医疗事业。1975年后，孙立哲在延安这最简陋的土窑洞，连心脏手术和开颅手术都可以拿下来。最风光的时候，他是国务院和卫生部各种领导小组成员，凡是全国性的会议，他必定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他和邢燕子、侯隽、朱克家、程有志等五人被树为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先进典型。

1975年孙立哲因为在全省知青代表会议上，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陕北地区农村医疗条件差的事实，被说成是“四人帮”在卫生战线上的“毒瘤”，从而被关在延安地位交代问题。他觉得很冤屈，十分郁闷，从不喝酒的他一下子喝了一瓶烈性白酒和2瓶葡萄酒，得了急性肝衰竭。

1977年孙立哲借治病逃回北京。与史铁生一起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史铁生家那个破破烂烂的平房里，两个昔日在陕北延安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知识青年，此时一个瘫痪，靠轮椅行走，一个精神恍惚，得了肝病，随时有可能被揪回陕北交代问题。

一年后，孙立哲被“解放”，飞机送他回北京治病，出院后，他还是住到了史铁生那里。一堆难兄难弟，有说不完的话题，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天马行空，历史现代、天文地理、生老病死、未来蓝图，林林总总。

史铁生后来在一家街道工厂画彩蛋，留下孙立哲在家中苦读。白天史铁生上班，晚上回来开始小说创作。

1979年，孙立哲考取了首都医科大学，1982年出国在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就读器官移植专业，后来因对动物毛发过敏而终止留学，弃医从文后，孙立哲成为万国集团兼华章出版社董事长，20世纪中国外文版引进图书的半壁江山，几乎都与孙立哲有关。

他们两人从懵懂少年起便惺惺相惜，在十多年的共同岁月里，见证彼此的幸与不幸，成为对方生命里无可取代的精神“补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