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道与美国口语文学传统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前言

布道又称讲道，是基督教礼拜仪式或其它宗教化仪的重要程序。其间牧师或神父在教堂的讲经台上向公众宣讲圣经的神圣思想和深奥含义，使听众于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受到感染，既获得灵性的启迪，也得到精神的愉悦和激励。

布道文的影响

在十七世纪，布道文是一种非常受大众欢迎的文学形式。在1679年至1729年这段时期，在美国出版的书籍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布道文。可以说在美国殖民时期的初期，布道文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其它任何文体。

“这一时期的叙史作品，大多为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殖民地领袖们所作，其目的是为北美殖民地树起一块块纪念碑以昭示‘上帝之选民’在这块‘恩赐之地’上的行迹，其中一些作品，根本不是为出版而作，然而，清教牧师们在各种场合为各种目的所做的布道，却实实在在地印在北美成百上千什么信徒的心上，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他们的心态情感，规范着他们的行为举止。”

这种对传教布道的高度重视是清教的典型特征。在本质上，清教运动的宗旨在于使英国国教回归《圣经》中那种纯洁的礼拜上帝的方式。因此，他们强调的是上帝的话语，换言之，是《圣经》中记录的那些话语，以及在讲道中他们解释的那些话语。

《圣经》被认为是真理之源，牧师则被认为是“上帝的信使”，是传播《圣经》中所包含的真理的渠道，或者，用另外一个人们经常使用的比喻来讲，他们有如“乳房”，通过它们信徒吮吸到拯救人类的真理的乳汁。

布道文是认识上帝恩惠并皈依上帝的主要方式，是清教徒们的宗教生活的必要条件，是沟通上帝意志与普通信徒的桥梁。从布道文中人们能吸收大量有益于认识神意的信息，从而获得有关人类得救的真理，为了使缺乏良好教育的平信徒更好地理解教义，牧师们通常尽力使布道的文风朴实、简洁、明晰使众人易于听懂接受。这种宗教文学形式一度成为北美各殖民地民众接受教育同时也是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

布道文的风格如此简洁朴素，同时这种风格又是与整个殖民时期的文风相一致，这与在清教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文学批评标准有关。特定时代的思想决定特定时代的文学以及文学批评标准。

在清教徒看来，尤其是在新英格兰以绝对神意为中心的年代产生的文学，无论在题材还是风格上，都必然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作为清教教派之产生，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反对谴责罗马教会顶礼膜拜、歌功颂德的做法，同时要尽力简化宗教仪式，因而决定了当时的文学批评标准之一就是反对粉饰，提倡平铺直叙，不作不必要的修饰和引喻。

布道对美国口语文学传统的影响

同他们的英国同行的“玄学”风格相反，清教徒形成了一种用口语说的“简明体”的风格。这种风格的的形式也在《预言的艺术》中所说。简明体的风格当然是简单易懂，但它还以注重劝导和教义的实际效果、而不是对理论本身的精细阐述为标志。

佩里·米勒解释清教的布道：“更像律师的辩护状，而不大象艺术作品”。与众不同的布道在什么方面都与之不同。

甚至连托玛斯·胡克这个曾在牛津大学待了十四年的饱学之士也总是竭力“使自己做到下里巴人”。英克里斯·马瑟在谈及他父亲理德·马瑟的值得其他人效仿的布道方式时说“他总是以浅易的语言方式布道，他射出的箭不是在人们头上一掠而过，而是直接命中他们的心灵和良知。”

如果这种对明晰和直截了当的强调就等于千篇一律和枯燥无味的话，那么清教的布道文就永远也不可能受到大众的如此欢迎。事实上，清教的布道术不仅强调简明易懂，而且重视创造性。一个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此接近的传教士，一旦他富于想象力，那么他的布道就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艺术。

通过使用各种形式的比喻，如隐喻、扩展的明喻、平行结构和类比等，最优秀的传教士把抽象的神学相赎罪理论与具体的现实结合起来。他们特别喜欢提到常家庭杂务和农场工作、做生意、旅行、家庭纽带，甚至身体各部分的功能和两性关系等。

传教牧师还常常援引《圣经》中善于倾听布道文的听众的典型范例，如科尔内留斯、约拿、撤母耳和大卫等。并鼓励听众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倾听他们的布道。布道者和听众都必须记住:“每一篇经过宣讲的布道文都使我们离天堂或地狱更近一步”(约翰·普斯顿语)。

如此娴熟地使用上述文学工具，再加上在十七世纪时，牧师们不仅在《新约》与《旧约》之间发现不少类似的人物与事迹，而且在《圣经》与当时人们的生活经历之间也找到许多共同之处，这就使得布道文具有非凡的生命力。

当牧师们写作布道文时，他们有三种可以效法的榜样。最重要的范文是《圣经》中那些卓越的传教士，如耶酥、大卫、以赛亚、卢克、保罗和约输等人的布道文。第二类范文是长存在记忆中的导师或者同事所作，他们没有移居美洲但他们在英国宜讲的那些布道文对于处于草创时期的新英格兰第一代移民中的传教士。

最后一类是一些供牧师们阅读的“教材、课本”，他们一进神学院就可以读到这些书。书中刊载的篇章最古的是奥古斯丁的文章，他鼓励晓畅易懂的讲道方式。另一位权威人物约翰·加尔文也持这种观点，他还强调牧师的作用，认为他们起着在精神上安慰、教化听众的作用。

较为晚近的英文布道文手册包括威廉·金斯的《预言的艺术》1592年发行拉丁文本;1607年发行英文本)和《论师的职责》理查德·伯纳德的《忠实的人》和威·斯的《学精》的部分章节威廉·查佩尔在他的《传教士》即最初以拉丁文出版的《传教方法》中强调逻辑性的重要，他还告诉读者如何把上一世纪影响很大的法国逻辑学家拉米斯的方法运用于布道。

论传道的布道文也开始增多，它们包括约翰·普雷斯顿的《对道德有益的文章范例》(1658)马斯·胡克的《罪的实践》(1656)中的第三部分，以及查尔斯·昌西的《上帝对他的子民们的恩惠》。

对清教徒而言，布道还肩负着宣扬灵魂救赎的重任。同时优秀牧师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教民力量和信心的源泉。如英克里斯·马瑟在1674所写的《困难的日子即将来临》中说道:“即使难即将来临，我们又何必丧?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教会肯定会从困难的深渊中得到解脱，《耶米利》书第三十竟第七节写道:“这甚至是雅各的困难日子，但他一定会得到解救。”

这种诚的信念经过一代代的师的努力而得以产生某种力量，使人们甚至在“难的日子”也仍然坚信，新英格兰在上帝为他的子民制定的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进一步强调自己上帝选民的特殊身份，牧师大量使用象征来表达他们的经验，如英克里斯·马瑟在《名录》中，大量记录了“海一遇救”“超自然的事情”“鬼出没”“地”等等，并指出这些都是上帝对它的子民的持续关怀的象征。

这就进一步肯定了十七世纪清教徒们关于他们与上帝有着契约关系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上帝积极地参与他们的生活。同时，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回顾时还可以看到，它还预示了将来美国作家们用象征手法处理他们的经验的向。

由此，马萨诸塞海湾的清教徒看到了美国历史的一种未来:书面文字已经过时，口说词有独特的优越地位。

“避开复杂的神学争论，而口说的篇章却有如潮涌一一从一开始这就是关于美国文化相辅相成的事实。”

不管是传道授业、毕业典礼演说，还是职位竞选，对于本身来说，能够自证清白，证实听众分享的一种相同的的论点和一样的价值观，书面的文字比不上口头词，而它更因当前有关的事物作出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