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的外交宣战书: 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辞令，只是废话？

“漂亮”的外交宣战书: 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辞令，只是废话？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国群雄并起，各国之间的外交交锋日趋频繁，驻守使节外交也愈加重要。

“辞令”也在此时应运而生。

所谓"辞令"，其实就是一种应对交际场合的言语表达方式，它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外交酬答礼仪，要求言辞恰当得体、典雅大方，早在西周时期，这种言辞交际艺术就已初具雏形，并逐步在贵族阶层中流传开来。

那么，辞令是如何发展的呢？

«——·诸侯争霸·——»

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周王都必须仰赖强大的诸侯，西周时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遂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

历史跨人春秋时代，各诸侯强国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竞相争霸，齐桓公称霸在先，《史记·齐太公世家》，“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跋息之气溢于言表。

统帅诸侯，横扫天下，难怪周天子赐昨于他还

特别交待不让其行下拜礼，晋文公以勤王有功声振诸侯，城淮之战的胜利确立了他的霸主地位，是年冬，文公召诸候会于温的同时，“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文公骄横，连周王也被他呼来喝去的。

楚庄王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雏，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宣公三年)中原问鼎，咄咄逼入，事实上已踞霸主之位。

此后即征郑伐陈败晋降宋，楚军所到之处，众皆披靡，纷尊庄王为典主，威名远播。

其间秦霸西戎，其后吴越迭相称霸，诸侯并起无非取周天子而代之，唯我独尊，只不过表面上还有所谓的“礼”存在，假尊王攘夷之名罢了。

战国时期政出私门，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逐渐形成齐楚燕赵韩魏秦七国争雄的局面，兼并战争较春秋更为激烈频繁，战争规模也越来越大，“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七国纷纷称王，齐秦一度称帝，合纵连横，逐鹿中原。

秦在不断的征战中渐入佳境，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到前221年吞齐，一气呵成，囊括四海，战国烽烟消散，天下定于一尊。

诸侯争霸在乌斗智交替运用，有时外交场合的斗智更胜一筹，辞令的把握或适时具体操作成为各诸侯国领导层所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

“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辞令，与裨湛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俨然一套外交班子，构思、创作、修改、定夺、发言，程序严密，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本来，春秋战争频仍，拭君三十六、灭国五十，大国间罪会盟，小国求生自救，诸侯之间的交涉是离不开辞令的，甚至要仰赖辞令。

如晋阴怡甥会秦伯(嘻公十五年)、郑烛之武退秦师(禧公三十年)、郑子家告赵宣子(文公十七年)、宋华元夜入楚师(宣公十五年)、齐宾媚人对晋人(成公二年)、晋知偿对楚王(成公三年)、晋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戎子驹支对范宣子(襄公十四年)等等，在《左传》中俯拾即是。

唯此，辞令家层出不穷，辞令文学也应运而生，更何况春秋时代还在周礼的笼罩下，所以大家非常重视礼仪，哪怕有时是虚礼。

春秋时代人们须学礼并培养应对的本领以修身齐家治国，辞令兴盛也是世风使然，至战国，虚伪的礼仪面纱已被实际的战争利益撕成碎片，没有了体面和风度或根本就不讲礼仪风度。

活动于政治舞台的贵族卿大夫已被崛起的士阶层所取代，他们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摇唇鼓舌，纵横驰骋，奋迅凌厉，辞令极富鼓动性和冲击力。

如《秦策》中的范唯至秦王庭迎、蔡泽见逐于赵、秦王欲见顿弱、黄歇为楚说秦昭王;《齐策》中的鲁连解难，陈轮说昭阳毋攻齐;《楚策》中的江乙说于安陵君、庄辛谓楚襄王;《赵策》中的鲁连义不帝秦、苏代谓齐王;《魏策》中的吴起对魏武侯，须贾为魏谓镶侯，唐且为安陵君劫秦王等等，《战国策》中比比皆是。

娴熟辞令的人即可凭此博取权力富贵，纵横之士一时风起云涌，他们在兵戎相见的间隙往来各国游说鼓噪遂成一道绚目的风景。

«——·“士”群崛起·——»

自古“学在官府”，从孔子传道授业时，“学”便逐渐普及于民间。

“学而优则仕’嗯(论语·子张》)“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半。’心(《韩非子·外储说》)“士”群的真正崛起(纵横政治军事舞台)当在战国之时，吴起变法于楚，商鞍废井田开叶陌于秦，“士”的作用开始凸现。

吴起出生于一个富有家庭，投魏即参与李埋的变法活动。

奔楚任令尹，在楚王的支持下全面变法革新，楚国国力迅速强盛，北攻魏救赵，南收百越，一时诸侯震惊。

商鞍则出身贫寒，从小好刑名之学，到秦国后就提出了自己富国强兵变革政治的主张，两次变法使秦国强民富，社会稳定，诸侯大惧。

但吴起为乱箭射杀遭车裂，商鞍被“五马分尸”，为“士”始登政治舞台作了光荣的牺牲。

不过，此后人们对“士’，便刮目相看，养士之风吹遍诸侯各国。

“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贾谊《过秦论》上)四人各养士数千人之众。

孟尝君靠士巩固了在齐国的相位，筑起“狡兔三窟”，招摇于各诸侯国而无优。

平原君亦在士的支持下三去相位而三复相28位，定纵于楚，抗秦存赵，春申君拥士自重，相楚二十余年，使质秦太子获归，楚亦稍振。

信陵君在士的谋划下，窃符救赵，名重诸侯，是故诸侯不敢加兵于魏，士风日盛，他们往来各国，朝秦暮楚，合纵连横。

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是阻止强国进行兼并的策略;而连横则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即强国迫使弱国帮助其进行兼并的方略。

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合纵连横的各诸侯国也在不断的转换。

纵横之术的杰出人物是苏秦和张仪，《战国策》中秦、齐、楚、赵、魏、韩、燕各策分别记述苏秦以合纵、张仪以连横之术游说各国的言辞。

苏秦说秦王连横不成后，头悬梁，锥刺股，刻苦攻读，期年而成。于是以合纵之术说燕文侯，转而说赵，再说韩魏，后说齐楚。

“六国纵合，而并力焉;苏秦为纵约长，并相六国，北报赵王。”(史记·苏秦列传》)“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战国策·秦策一》)张仪先困于楚，因楚相亡璧而被掠答数百。

半死的张仪此时唯虑三寸之舌，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矣。”仪日:“足矣。”，(史记·张仪列传))后得志于秦，为秦相，使魏楚韩齐燕一时皆与秦连横，对秦的强大及完成统一大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崛起的“士”群除了在政治舞台上纵横驰骋外，相当一部分人或设馆授徒，或著书立说，或游说宣传，或驳难攻洁，百家争鸣，美辞善令，蔚为壮观。

他们与各诸侯的交往，他们的从政及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使辞令得以空前的兴盛。

«——·语言发展·——»

中国文字由远古的结绳画图，到殷周的契甲刻骨、镂金勒石，至春秋战国则刻竹削犊，契甲刻骨多记占卜，三言两语。

这些占卜辞叙事并不发达，多用问答，无抒情议论，篇幅结构简单，是书面语的开始。

镂金勒石的西周铜器铭辞主要用以记功，有整齐的四言句，有说理抒情，篇幅也扩大了。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情》)孔子承认西周在文学语言运用上的进步。

春秋战国刻竹削赎主要用以记事并可编辑成册，是大规模的文字运用的阶段，使书面语的真正表述成为可能。

书面语是以口语的丰富表达为基础的，新的文字不断产生也是其中的重要条件，殷商甲骨文就发现的而言字数才五千多一点，春秋战国文字的数量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字。

文字的多寡可以决定人们思维的开放度及思维空间的大小，正是文字与文字之间的多维连接，才使人们的思维空间得以不断拓展，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口语表达的发展。

口语表述与书面文字传播相互作用，使语言不断地向更充实、更完美、更高级的阶段律动。

春秋战国时代口语及书面的表达已发展到纵心所欲的阶段，语言运用上的修辞、逻辑得到充分表现。

《尚书》的誓、浩、命、漠、贡、典，《诗经》的风、雅、颂、赋、比、兴;《论语》的修辞工整，《墨子》的逻辑严密，《孟子》的论辩善比;《荀子》的博大精深、规模系统和研究语言学的论文“正名”，《韩非子》的结构谨严，说理周密及游说术的总结性论文“说难”等等。

语言艺术在漫长的发展演进中，向来都是趋向极致完美主义的方向努力，辞令，无疑是这一过程中最闪亮的明珠。